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远大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2017年3月8日，区检察院、区法院、区公安分局、区司法局会签了《关于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会议纪要》，建立了该区试点工作规则和协作配合机制，形成区域合力。这三类案件因难以保证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或者根本不需要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而被排除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之外。
2017年4月1日最高法又发布了一个新的指导意见，除了这15种罪名，又增加了一些新的罪名，但并没有囊括刑法分则中所有的罪名，所以针对这些常见罪名以外的罪名，没有任何的依据，只有通过刑法典本身的规定来掌握。如上文所述，大多数案件的被追诉人并没有委托辩护律师，而值班律师给予被追诉人的咨询和建议又十分有限。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只能接受认罪基础上可能科处的刑罚，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一个相对确定的量刑幅度。实践中，有观点认为，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后，若想获得实体上的从宽处理，就必须要接受程序上的从简。又以涪陵区人民检察院为例。
只有达到证明标准并符合认罪认罚制度规定的，才可以作出相应的从宽处理。《试点工作办法》规定了不得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三种情形，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改革使中国的所有制结构、经济活动方式、社会利益机制以及其他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立法虽也作了反映，但明显存在着问题：一是相当一些内容多体现社会一般需求而较少具体的需求。
经济生活的混乱和无序往往是政治动乱的现实根源。由行政主管部门起草法律草案，立法机关审议通过，这种方式同样使得立法意志实际上就是确认行政部门的意志，因为一个草案的主要倾向不可能由一些枝节性的修改而扭转。如过多考虑本地区本部门的自身利益，改革口号过天原则或措辞不当，改革方案不切实际或缺少配套措施，等等。从历史上看，在具有成文传统的国家中有一条基本规律，即商品经济越发展，法制就越趋向于采用立法方式，越趋向于限制或排斥个别或少数执政者在法律规范创制上的权力，立法机关的地位和作用越趋向于强劲。
前一阶段的改革成果总是深化改革的基础，因此确认和保障改革成果是深化改革的一个基本任务。不少法律过于简单，以致法律几乎只是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和实用性，《民法通则》仅156条，《企业法》规定的权利义务多是有弹性的。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进入 孟勤国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制改革 法治 。改革不仅仅是破，还是边破边立或先立后破的社会机体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如《企业法》确定的国营企业经营权本质上是一种有别于大陆法系他物权的新型物权，但立法并没有从法理上加以说明，以致人们普遍将法定经营权混同于一般经营权和以他物权精神加以理解，这就使得法律之间难以保持和谐和统一。又如经济合同法的修改问题几年前就提出来了，至今也未能落实。
一是将法律起草权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交给了行政主管部门。政策法和法律（指立法成果，下同）并存，构成当今中国的双轨法制。这说明立法在许多时候并没有真正把握社会的实际需要，而只是雾里看花，因而不少立法成果简而不明。由于政策法具有人在政举、人亡政息的性质，且内容和形式上不具备法律规范应有的严谨和明晰，因而易被修改、取消或重新解释，导致相关改革成果被否定或变相否定。
重视并积极推进法制一元化，是中国目前法制建设的一个基本任务。虽然改革在客观上总是由少数人倡导的，改革方案总是由少数人设计确定的，但是，改革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是为着谋求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
如保护合法权益的条款或文字实属累赘，因为保护合法权益本身就是立法目的。中国立法历史不长，从成长角度看，自不必苛求，但按现实生活对立法的期望和对比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它还很不成熟。
四是在表述上缺乏法律语言就有的严谨和规范。当前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如行业不正之风，伪劣假冒商品，严重经济犯罪，都是中国商品经济秩序混乱的表现。二是没有抓住真正为社会急需的项目，以破产法为例，中国现时真正急需的是个人破产法，二千多万个体工商者和难以胜数的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问题严重而普遍，不搞个人破产无疑是将各种经济主体拴入无法了结的债务纠纷中，而国营企业破产法，是一个在国营企业中没有真正成为独立法人之前无甚实用价值的法律。第二，中国立法在改革与发展中未能主动全面履行自身的职责。三是对法律的实践价值缺乏系统全面的预测分析。政策法反映的是自然经济的要求，法律反映的是商品经济的要求。
所谓法制一元化，不是企图回到政策治国，而是要以法律取代政策法，改变政策法游离于法律之外、法外有法的局面。突出个人意志的行为规则，容易受形势、时期和个人素质的影响，因此建立起来的商品经济秩序往往容易波动，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不规则性和不确定性，致使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发生预测上的因难。
立法过程为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提供了机会，使改革有可能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得到合理的设计，公开讨论和修改改革方案也有助于人民群众理解和支持改革，如全国人大讨论破产法实况在电视上播出，一下就普及了破产的概念。一是改革内容不尽合理或提法有片面性。
商品经济不仅造就了经济活动上的独立主体，而且也改变了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商品经济的议事决策规则也相应进入政治和法律领域，在客观上不可能由统治阶级全体成员参与议事决策的情况下，由被推选的代表组成的立法机关担负起相应的职能，立法因而成为表现统治阶级内部多数人意志的机会和场所。
以法律确认和保障改革成果，容易取得成效。现有立法成果表明，中国尚处于经验方法阶段，而无论是总结本国的经验或借鉴国外的经验，又都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因而常失之于简单地将有关政策转为法律或或模仿国外法律制度。细则或条例作为一种法律解释，起着固定法律含义的作用，但由于缺少限制和监督，如何解释取决于行政主管部门的意志，结果立法意志被架空。中国双轨法制其实不过十余年历史，是改革开放冲破以往政策法一统天下、法律权威逐渐形成和发展的结果，双轨法制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历史的进步。
政策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经济生活秩序，但由于政策法的严重局限性，没有能力保障市场经济正常发展所需要的秩序。但是，并不是任何商品经济秩序都是合理、稳定的。
这是中国法制一元化的关键问题之一。如抵押是否会被用于损害第三人利益，破产是否有利于逃避债务，在立法时应当予以考虑并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
说到秩序，人们容易仅从政治稳定上考虑，其实首要的还是经济秩序。法律一经实施，少数人不能随意修改或废止，任何与之相抵触的条条框框，都有确认其违法并予以否定的依据。
首先，中国立法对中国现实生活状况变化的反应不够灵敏和准确。第三，政策法在形成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难以有所作为。双轨法制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只有改革完成时才能消除双轨法制现象，实现法制一元化。从本质上看，无论哪一种创制方式，都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
法律能以明确的行为界线、可预期的行为后果、相互配套的机制，建立起比较确定的商品经济秩序。但是，政策法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在改革的一些重大或根本性问题上，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从长远和整体观点看，由依靠政策法逐渐转向依靠法律，应是中国改革的未来走向。
这都是引起群众反感和对立情绪的常见原因。后者突出立法机关的地位和作用，起主导作用的是统治阶级内多数代表的集体意志，虽有时不免受个人意志操纵或影响，但总体而言，个人素质如何，对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影响不是很大的。
敕令不仅是律法的渊源，而且随时随地可取代既有的法律。在民法通则已经生效的条件下，有关司法解释还对国务院关于主管部门对下属公司债务需承担清偿责任的文件作了肯定性的回答。